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環境污染問題。但從西方國家的經驗中，我們似乎可以觀察到一些樂觀的跡象，它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中所蘊涵的經濟機制基本相符，即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城市環境質量往往會經歷先惡化后改善的過程。那么，在中國究竟有哪些力量會推動城市綠色轉型？經濟增長帶來規模效應的同時，又會呈現出怎樣的質量效應呢？
　　*，結構效應（composition effect）的存在，會顯著改善城市環境。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在中國城市內部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快速發展，推高城市中心地區的土地價格（成本），而以制造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出于降低生產成本（主要包括土地成本和運輸成本）的考慮，會逐漸搬遷至城市周邊。在這一過程中，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不斷提高，高污染企業向外轉移到高速公路入口和產業園區聚集，還能夠促進污染物的集中治理。與此同時，中國城市整體的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以及在此過程中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也會促使不少外資企業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
　　第二，技術效應（technique effect）在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方面，也發揮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企業更新的設備不僅能夠大幅提高產品產量，也能夠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綠色生產設備的制造技術都是從發達國家引進的，一些進駐中國的外資企業也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清潔技術，降低了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壁壘。從這個角度來看，外國資本所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會促進中國城市環境質量的改善。在2005—2010年間，中國借鑒外國經驗和技術而實際削減的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達到694萬噸和1044萬噸。
　　第三，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節能、環保生活理念逐漸被城市居民家庭所接受，促進生活中綠色因素的不斷積累。盡管部分綠色產品（如冰箱、電視等）的價格會略高于傳統產品，但當人們意識到綠色產品所能帶來的好處時，就會愿意支付額外的費用。我們的研究發現，人們愿意為綠色建筑支付更高的價格（溢價），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期待在未來的使用期內，綠色建筑能帶來居住舒適度的改善和能源花費的降低。在綠色生活服務方面，居民的接納程度也在不斷提高，不少新建公寓采用節能燈、分戶供暖和自主調節供暖強度的節能設備，更多家庭選用清潔燃氣替代燃煤等。正因如此，部分企業在提供產品和服務過程中，也有意識地加強了綠色要素的宣傳。
　　第四，依賴以上市場調節機制，并不必然能夠實現城市的綠色轉型，政府在公共事務上的介入十分重要。城市的環境問題關乎公共利益，而企業和居民個體很少顧及這些，從而產生類似“公地悲劇”的問題。這就需要政府主動維護公共利益，在節約能源和環境保護方面扮演規則制定者和監管者的重要角色。例如，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資源與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同時*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各類環境標準也在逐步提高。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機動車尾氣排放標準（如國IV標準）的制定，就參照歐盟國家的“歐4”標準。2004年至今，中國還對包括家用電器在內的九個批次29類產品進行能效標識，成為消費者選購節能產品的重要參考依據。但政府目前在信息公開、標準制定等方面做得還不夠。例如，*制定的綠色建筑評級標準還沒有被市場廣泛接受，消費者只能依靠開發企業的營銷信息進行判斷，這種信息不對稱導致綠色建筑的溢價并不穩定。
　　實際上，污染治理也具有規模經濟優勢。當城市發展到足夠大，居民對環境改善的需求足夠高時，政府能夠更有效地提供環境基礎設施，也能夠雇傭更高素質的環境專業人士。在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一些地方政府逐漸意識到，城市環境的改善將有助于它們吸引更多的高技能產業和高素質就業者。因此，綠色治理并不是單純的付出，而是能夠實現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雙贏的城市發展戰略。這在產業轉型和人力資本愈加重要的今天，成為城市政府的理性選擇。于是許多城市政府開始通過公共財政，補貼公共交通和提高公共綠地覆蓋率，并實施更為嚴厲的污染管制政策，寧肯失去一些產業，也要保護城市環境。
　　隨著環境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我們能夠逐漸觀察到中國*的制度因素，在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的潛在積極作用。
　　首先，對地方官員晉升標準的調整。中國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經濟產出而放松環境監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GDP為核心標準的地方官員晉升競爭機制所導致的直接結果。在深入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政府對地方官員晉升標準進行了調整，不再將任期內的地方經濟增長速度作為晉升的*標準，而是同時考察地方環境保護的基本狀況，這在政治上激勵地方政府主動開展污染的監管工作。
　　其次，部分主要城市先后采取了包括限制機動車出行、責令污染企業停產或搬遷在內的一系列行政措施，旨在直接或間接地降低城市污染水平。這些措施更多地表現為短期效果，如“尾號限行”限制了機動車的出行時間，但其“治堵”和“降污”效果因機動車總量的增加而逐漸消減，但若能在這段緩沖期內實現長期的制度設計，仍不失為一種中國*的有效方式。
　　盡管在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城市經歷著明顯的環境惡化過程，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十分突出，但城市居民對潛在環境污染威脅的關注，已在其維權意識和行動上有所表現，地方政府部門在處理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關系的問題上表現得更為慎重。當然，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的關系并非一成不變，中國城市的綠色轉型需要政府的主動出擊和民眾的廣泛參與。中國城市走出環境污染的魔咒而實現可持續發展，雖任重道遠，但也是富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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